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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賴聲川還給《北京人》精髓
撰文：程輝 （評論與策劃人）
新媒體編輯：田偲妮
本文攝影：李晏
由央華時代出品、賴聲川導演的曹禺話劇代表作《北京人》，周末在2018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演中，以精致細膩、生動鮮活的現實主義呈現，成為今年新上演劇目中令人矚目的佳作。長達三個小時的演出，加演兩場仍然一票難求，再次顯示出傳統經典作品強大的生命活力。
曹禺劇作都具有復雜交織的人物與劇情沖突，承載著強烈的情感能量。前後十易其稿的《北京人》，充滿對封建氏族的憤恨、鄙夷、諷刺與批判。既是舊時代的悲劇，又是新時代的喜劇。
這部創作於1940年的長篇巨作，多年來被反復演繹上演，但絕大多數版本都有所刪減調整，賴聲川的這一版可謂高度忠實原始劇本之作。尤其是劇中“北京人”走上前臺，以及結尾“文清之死”的呈現，使原著的創作初心得以更加明確的直抒傳遞，但在舞臺呈現上又有瞭新的創造。
解構再造還是忠於原著？
新版《北京人》有第三個選擇
面對經典名著，到底是重新解構再造，還是忠實於原著，各自都有或成功或失敗的案例。解構再造，必定是賦予新的靈魂和人文思考，全然沉醉於形式上的奇特創異，很難獲得觀眾青睞。一味強調保持原汁原味兒，又往往陷入因循守舊、固步自封，極易失去劇場藝術應當具有的當代意義和現實觀照。
央華版《北京人》選擇瞭文本忠實與舞臺呈現創新的結合。通過舞臺色彩和情境、人物邏輯的調控，寫實中有寫意，直面中有間離，毫不喧賓奪主地悄然融入當代戲劇人的思考和審美。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，是每一幕賦予的色彩象征。
第一幕包括全部服裝道具在內的絕對純白，出人意料，視覺感又十分貼切。結合紗幔與燈光營造的朦朧，不時地透視隱現內室中的人物，把超現實的意蘊註入到整體寫實表演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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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幕驀然轉為黑色昏暗氛圍下的表達，以強烈的視覺反差，搖曳的燭光映射頹敗的曾氏傢族“活死人、死活人、活人死”的荒謬、茫然和衰滅。
第三幕則以真實的生活原色，為尋求自由和困獸之鬥的交織，曝染出不可逆轉的現實情境。
每一幕的表演都始於紗幕後，且在緩緩升起中展開。這個手法很有創意，很有意味，如同不可外揚、包裝籠罩著的醜陋和隱密，陸續地層層揭開。聲效設計與表達，被賦予瞭更為積極的意義，不僅是劇情氛圍組成，更與焦躁、希冀、絕望、哀痛、快樂等多重情緒相連、延伸和對比，那些鴿哨、叫賣、喧鬧、爆竹等，隨著劇情有聯毅家電生活館｜台中家電特賣｜台中家電特賣會時會化作諷刺與荒誕的添加劑。
新版表演
賦予經典另一種層次
這一次的央華版《北京人》在人物性格和行為的互懟與自我比對中，讓愫方、思懿、文清、曾皓、江泰等早年就被贊為中國話劇史上塑造最成功的形象，在當今的戲劇舞臺上再度撼動人心。
這得力於劇作本身，也得力於新一代戲劇人的二度創造。孔維、劇雪分飾的曾思懿、愫方，以及孫寧、屈中恒、閆楠等等扮演的一眾角色，都沒有滯留於劇情沖突中，透過形體、臺詞、表演的性格化演繹，尋找自身和角色間或柔或剛的對抗、糾結與差異化，尤其在“愛不成，恨不能”的心理矛盾刻畫上，給予瞭深度挖掘和體現。
劇中的大奶奶曾思懿，表象上看是封建氏族文化中惡的集大成者，尖酸、狠辣、刻薄，處處算計。但作為一個生存於破落氏族中力挑生活大梁的女子，面對男權社會，她又何嘗不是受害者？在當下話語和人文價值體系下，重新反觀和認識、開掘她身上所隱含著的悲劇元素，更豐滿地實現人物立體化再造，很有探索意義。
曾傢這個書香門第，“愛”和“遵從人的天性”最為缺失，是不敢望更不可及的奢侈品。表面威嚴的曾皓老太爺，其實極其虛弱，禁不起任何一擊。貌似仰仗他護佑的柔弱女子愫方，反而是他的庇護傘，為他遮風擋雨消困解痛。“詩書禮儀”教育下的曾文清，則全面失敗與頹廢，既可憐又可恨，其死亦不足惜。作為寄托著傢族希望的新一代，唯上是命的十七歲曾霆，俯首復制著父輩的命運，歸宿又能在何處？封建文化塑造的卑微人格，在今天的舞臺上，仍然具有可鑒的現實意義。
而女婿江泰作為傢族體系中言行分裂的人物，是全傢唯一敢於站出來喊話的。他一方面看透瞭傢族的腐爛及其不可逆轉，以所謂的抗爭和發泄來表明存在感，拼力捍衛“名分”“地位”；另一方面又隻會依存這腐爛的溫床，最終也隻能在老太爺面前低頭。當爛透瞭的曾傢行將奔潰之際，他意識到危險及身，又自欺欺人地試圖施以可笑的救助。這譏諷，這情景，現今的觀眾竟會有些似曾相熟。“活人、死人”以及喝茶的點評，十分精彩，且具有極強的現實穿越，顯現出巨匠曹禺先生跨越歷史的人文洞察力和批判穿透力。
悲中有喜
是該劇的另一鮮明特征
《北京人》的強大生命力，更多在於蘊含於內的希望之光。
如曹禺先生所說，愫方“是用瞭全副的力量，也可以說是用我的心靈塑造成的”。作為美德、賢淑、善良的化身，愫方隱忍，堅守，以柔弱的愛撫慰著傢人。即使面對思懿的滋事和打壓，她依然竭力地去體恤和化解嫉恨。當她意識到，這個傢族和“已經不會飛瞭”的文清並不值得去愛時，她最終選擇瞭切斷舊的生活，與更早覺醒瞭的瑞貞相牽，隨“要喊就喊，要愛就愛”的袁傢父女和“北京人”一道，奔向自由。
因此，盡管我們在《北京人》中能夠看到些許《雷雨》和同時代其他作品的蒼涼身影，但在原始的生命動力和靈魂拷問下激發和喚醒人們，砸碎囚牢枷鎖，去自由地愛，自由地追求幸福，則是曹禺先生通過這部作品對未來特別寄寓的美好憧憬和期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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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於看到“北京人”以健碩、不羈的形態亮相舞臺，是意外的收獲。作為劇中人之一的“北京人”，代表人類天性的返璞歸真，亦是自由和勇於反抗的象征。在以往的舞臺版本中，曹禺先生的這一重要設計多被遮蔽，久而久之會被慣性誤讀為“北京人”隱於幕後，才是原著本意。
本世紀初，被童道明先生贊譽為北京人藝新時期話劇裡程碑的李六乙導演版，“北京人”的形象也隻是以影像輔以音效的方式呈現出來，在當時還引起瞭較大反響。賴聲川導演不僅忠實再現瞭原著設定，還揉入瞭些許喜劇成分，強化瞭這一人物對整個劇情的推進、影響和啟示意義，更易於觀眾通過直觀的呈現去消解主題。
悲中有喜，是該劇的另一鮮明特征。賴聲川導演以其嫻熟的精致大眾戲劇風格，巧妙地在種種荒謬和文化隔膜交錯中，不失時機地抓住幽默因素，變換和調適觀演節奏與劇場氛圍，強化著作品的諷刺力道。同時，以凝重與冷靜的處理，讓悲劇元素始終彌散浸染。結尾處，寂靜空場的處理，則讓一切都消失殆盡，或悲或喜留給觀眾自我追問和思索。
當下的我們，有足夠的勇氣來解剖自己，去放棄或追求嗎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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